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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高翔: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

来源:人民日报 2020年10月26日9版   发布时间:2020-10-28 11:45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具有优秀传统的中国历史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为我们走向未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一脉相承的中国历史文化赋予中华文明旺盛生命力

  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至今仍充满蓬勃生机与旺盛生命力,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了不起的奇迹。本固根深、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是铸就这一奇迹的重要基础。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创生期,奠定了此后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考古发现证实,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经历了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再到“多元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文化交流交融,中华民族最早的大家庭逐渐成形,国家由此诞生,“大同”社会理想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价值追求逐渐深入人心。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我们的先人积累了初步的国家治理经验,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最终以典章、思想的形式进行总结和传承。流传至今的夏商西周国家治理经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是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集中反映。

  秦汉至宋元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发展期,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走向成熟并迈向新的高峰。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郡县制度的推广、官僚制度的健全,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国家治理的基本形态,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和文化支撑,贯穿其中的价值主线是对“大一统”的坚定追求。与此同时,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以文化人的文治主张、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等,也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在追求“大一统”的历史中,民族精神世代相传,民族英雄史不绝书。

  明清以降是中华文化的转型期,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丰厚遗产。这个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愈益深厚,“大一统”趋势愈益强化,新生社会因素愈益彰显。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全新历史变局的出现和中国人民的抉择。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面对新的时代变革,中华民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甘沉沦、前赴后继、浴血奋斗,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积聚的爱国情怀、创造活力被激发出来并发扬光大,古老的中华文化从此获得历史性新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风风雨雨,特别是近代以后遭遇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了,而且不断浴火重生。今天,我们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中华民族为何能生生不息、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具有独具特色、博大精深、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的有力支撑。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就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中国历史文化形成自身的独特优势

  中国历史文化为何能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丰厚滋养、为中华民族走向未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这与中国历史文化所蕴含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及其形成的独特优势息息相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种独特优势。

  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从屈原、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到林则徐、赵一曼、黄继光,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赴汤蹈火,为民族舍生取义,其爱国情怀充盈环宇,感天地、泣鬼神,与日月争辉,与山河长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大一统”。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中追求统一的传统。《春秋公羊传》最早提出“大一统”思想。韩非将“大一统”思想具体化,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中央集权思想。降至西汉,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被汉朝政府采纳。由此开始,“大一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原则,成为各族人民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思想武器。

  崇尚善治。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开展了丰富的政治实践,积累了深刻的治理经验。国家治理是中国人高度重视的经世之学,推行善治、“知人安民”则是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例如,强调正己修身、为政以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施行仁政、政得其民的思想,对改善百姓生活、恢复和发展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治理理念,至今仍能给人以智慧启迪。

  以民为本。中国历史文化自古就高度重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总体而言,儒家学说十分重视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强调人民满意与否直接关系到天下安危,主张“务令(百姓)家给人足,庶几教化可兴,此万世治平之基也”。可以说,以民为本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世代相传并历久弥新。

  改革创新。将中国古代社会视为停滞、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守旧,是近代以来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和曲解。事实上,改革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始终,创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周易》中已有“变易”的思想。《汉书·礼乐志》载:“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近代以来,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变革更成为中国人的重要主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将中国人数千年的变革精神、创新激情升华为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强大精神动力。

  以文化人。中华民族自古就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礼记·祭法》云:“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等景象,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与建设确立了标杆,即道德高度发达、人民充分自律,这也成为后世统治者的共同政治理想。通过对百姓实施教化,进行道德培训和规范,以文化人、安社稷而定天下,是古代中国为政施治的基本途径。

  协和万邦。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兼爱非攻”等理念,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在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关系上,主张以“协和万邦”为交往原则,以“天下大同”为追求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

  鉴往知来。中国人自古就重视历史,善继善述。自先秦时期起,中国人就开创了记述、传承和借鉴历史的传统,《尚书》《左传》《国语》等经典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历史叙事。以《史记》《汉书》为龙头的二十四史,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古代中国盛衰隆替的轨迹。记述历史的目的是鉴古知今,用历史思维、历史智慧启迪未来。“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的历史名句,“述往事、思来者”的治史情怀,是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借鉴历史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国人民具有鲜明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的充分体现。

  上述这些方面,只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但足以体现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优势。我们的历史文化,浩瀚而宽广、博大而精深,既铸就也展现着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和风范,是弥足珍贵、足以垂之久远的精神财富,是伟大中华民族拥有坚定自信的底气所在。

  中国历史文化是我们走向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历史从来都不是冰冷的过去,相反,我们一直生活在历史进程中。今天的现实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同时又是通向未来的起点。缺乏历史关怀、历史自觉的民族,不可能拥有远大的未来。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坚定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历史道路的自信,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滋养自己,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抗战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不断夯实着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刻也离不开优秀历史文化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我们党高度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善于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例如,“小康”概念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古代治理思想的科学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思想文化上也渊源有自,承续和升华了民为邦本的悠久传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体现出我们党思接千载、对中外交流历史的深邃洞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协和万邦、追求大同的历史传统后先相承,展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天下一家、追求世界大同的博大胸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上,接续着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集大成而开新局,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卓越延续。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涵养历史思维、汲取历史智慧,通古今之变、明盛衰之因,善于传承、勇于开创,不断书写民族复兴的时代华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